索引号 | 01526257-2/20240828-00001 | 发布机构 | 龙陵县民政局 |
公开目录 | 区划地名 | 发布日期 | 2024-08-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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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陵为滇西极边之地。民国《龙陵县志》说:“龙陵地界两江,境通八隘,深崖绝涧,峻岭重峦,保障三司,作西南之锁钥。”龙陵又是内地汉族地区与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交汇点,内接腹地,外连边疆。民事纷繁,治理不易,苟非熟其情形,悉其趋避,诚难守本安民也。龙陵与腾冲均与缅甸接壤,“先年征缅,或由龙进兵、或由腾进讨,往往分道而入”(民国《龙陵县志》)。龙陵成为抗缅靖边的前沿,因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民国《龙陵县志》说:“滇为各省之屏蔽,腾龙又为滇之屏蔽。无腾龙则无滇,无滇则祸,且延于各省。故欲保万里之雄藩必当以腾龙为最要。”正因为如此,龙陵与腾冲一样,成为滇西最重要门户,极边关防重地。
龙陵旧名黑猛笼、勐弄,向为土舍,属永昌所辖。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改名为龙陵。乾隆三十五年(1770)始建龙陵厅,除原设4乡约外,把潞江、芒市、遮放3土司划归龙陵厅管辖。至清末,全县有4乡约、11伙头、3土司。笔者通过对民国《龙陵县志》《云南省龙陵县地名志》(1983年8月)和2015年龙陵县第二次地名普查资料的统计,在清末行政区域内,共有除协营以外的关防地名137个,其中现行政区域内101个,原为龙陵行政区域现为外县市的关防地名涉及腾冲市、隆阳区、施甸县、芒市和瑞丽市5县(区、市)36个。这些地名彰显了龙陵作为“滇西最重要门户,极边关防重地”的实情,又展现了龙陵重大历史事件和明清关防全貌,为我们开启了探索龙陵历史的门户。
龙陵开辟在蜀汉诸葛武侯南征时。这也是龙陵关防地名的起始时。建兴元年(223)六月,益州耆帅雍闿(kǎi)杀太守,求于吴,又使郡人孟获诱煽诸夷牂牁(zāng kē)、越雟(xī)皆叛。三年春(225)亮表情南征,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每战克捷,斩雍闿,服孟获,于是各郡皆平。民国《龙陵县志》上述一段记述尚有许多讨论之处,此处不议。但蜀汉南征,平永昌应该是事实。诸葛亮南征的传说,在地名上有反映的共7个,其中6个在怒江沿线,1个在芒市。芒市的瓮冈城据说是发现了疑似诸葛亮南征的铜锣。其余6个地名是龙陵的古城寺、天宁寺、三江口、大歇厂(碧寨)、隆阳区潞江的盘蛇谷和哑泉。古城寺是正史《新唐书》中唯一一个龙陵地名,称为诸葛亮城。据说诸葛亮南征时在此一宿筑成。后在此建寺为古城寺。其实“古城”是“筑城”的讹音。“筑城”是一个军事术语即构筑防御工事。蜀汉军一宿筑成的是防御工事,不是城镇。古城寺是龙陵现存最早、存留时间最长的关防重地,又是最早的驿站和公馆。唐贞元十九年(802)缅甸国王雍羌之子舒难陀经此到长安献乐。天宁寺和三江口演绎的是诸葛亮七擒孟获,误饮哑泉水,口不能言,到孟节寺(即天宁寺)。孟节以韭叶芸香草煎金钱水解毒。蜀汉军盘蛇谷火烧藤甲兵。传说是历史的影子。诸葛亮在怒江沿线的活动无法求实,而含龙陵在内的边地在蜀汉时内附是事实。此后两晋、宋、齐、梁、陈、东西魏、隋、唐、五代、宋、元数千年间仍安土舍。史实依稀,战事乏考,只能付阙。
明清之际,滇西祸乱频仍,一是“缅酋”时常勾结境内土司犯边,致边患不断。如正统、洪武年间,“缅酋”莽瑞体、岳凤犯边,沐春(沐英之子)、王骥、刘綎、邓子龙等征麓川、击缅酋。二是少数民族间争斗不断,起义频发。少数民族间的争斗主要是土舍、土司间互相争夺地盘,弄得民不聊生;而起义则是反抗明清政府及其敕封的土司官僚统治。三是各土舍、土司之间各行其是,中央政令难于通达,无法对其有效控制。面对三、四百年间的边疆乱局,明清两朝实行三大举措:一是抗缅固边;二是平息内乱;三是改土归流(明成祖永乐年间即1403~1424年始在云、贵部分地区改土归流)。前二者为武功,后者为文治。总的目标是开边固疆。明清政府多次派大军征缅、平叛。征讨大军动辄就是十多万人、二十万人。战事结束后,少部分返回中原,多数则屯田戍边,形成了汉族的大移民。战争的结果,移民(军士)开发了边疆,开化了边疆,又因多次征战形成了“败髅衰草不胜哀”(邓子龙《九日登万仞关》)的凄凉景象,诚所谓“兴于兵,衰于兵”。改土归流,废土舍,置流官,设卡练又形成了一种新的行政体制和关防体制。所有这些,在龙陵地名中都有充分地反映。
明代和龙陵关防地名相关、影响最大的战事是邓子龙抗缅平叛。万历十一年(1583),缅酋岳凤焚掠施甸,攻顺宁,破勐淋,杀指挥千户6人,干崖、盏达、雷弄等处皆陷。龙陵亦在劫难逃。明以参将刘綎、邓子龙提兵出剿,大破敌于攀枝花;万历十六年至十九年(1588~1591)邓子龙又率兵出征,击败入侵之缅兵。腊勐的将军古渡(位于惠通桥上游2.5千米)就是邓子龙征缅时开辟的渡口;而等子铺(施甸,位于惠通桥东侧)则是邓子龙征缅归此驻足等子处。据说龙山狮子山高桥坡的山洞为邓子龙所挖,碧寨新林的营盘山为邓子龙驻兵的营地。最值得注意的是镇安。镇安古名勐淋,傣语为栗树坝之意,是土舍。明万历十一年(1583)邓子龙抗缅平叛在勐淋设千户所,更名镇安,意为镇守安抚。筑土城,设四门,既行使军事指挥权,又行使行政管辖权,是龙陵第一个改土归流的地方,在龙陵建置史上有开创的意义。明末清初又设镇安所长官司,轄18土舍,庵、观、寺、庙、街道均备。在龙陵设厅建营之前,为龙陵政治、军事中心,交通枢纽,关防重地。在其附近还有一个老邓营为邓子龙驻兵处。
有清一朝,在龙陵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战事是明瑞、傅恒的讨缅征战。民国《龙陵县志》说:“乾隆三十三年(1767)因缅入犯,命总督加将军衔明瑞由龙陵进讨,战于蛮结,大破之。将次阿瓦,参赞额尔登不赴援,明瑞及参赞观音保、珠鲁纳,总兵李全死之。次年(1768)命经略大学士忠勇公傅恒、将军阿桂、副将阿里衮再讨缅,缅惧乞降。”明瑞督师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受时人爱戴。龙陵明公营在原厅治北5千米,常为后人称颂、追思之处。明瑞、傅恒的这次征战,直接导致了乾隆三十五年(1770)龙陵设厅建营,增划潞江、芒市、遮放为辖地的结果。此后龙陵武备关防、改土归流、文物典章逐渐完备,诚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龙陵建置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嘉庆年间(1810~1820),梁河罗卜坝景颇族反抗土司(1811),芒市德昂族人塔岗瓦和傣族赛景东联合起义(1818~1820)。为镇压起义,清政府除派兵清剿外,同知刘继桂设卡安练11个,同知岳辉文设卡3个,此后隔任同知宋淇又设6卡,计设卡20个,占总卡数的44%。卡兵成为龙陵防军的主力。道光二十三年至同治十年间(1843~1871)回民杜文秀起义。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杜文秀义军分股攻占龙陵,练目张安战死,文武官弁皆降之。九月义军“扬威都督”蔡七儿迁龙陵回众于永昌。同治五年(1866)杜文秀遣“大司寇”马清守龙陵。七年(1868)二月军功王祖佑等破义军于张控山,克复潞江,攻克镇安所,进取龙陵。九月杜文秀遣“靖国将军”安从贵援龙陵,王祖佑兄弟大破之于平嘎。十一月初八日克复龙陵,全境悉平。如今龙山的扎营坡(芒麦)、龙新的营盘山(勐冒)、镇安的大营坡(竹箐)、营盘山(户帕)、龙江的扎营坡(勐柳)、老营盘(邦焕)、碧寨的营盘山(新林)等都是杜文秀起义时留下的地名。上述地名仅是龙陵清代关防地名的极少数。清代关防地名总数106个,占现关防地名(山口、关隘除外)数的89.8%。这个数据具体反映了清代龙陵关防体制及地名相关的战事概貌。
下面我们说一说与地名相关的龙陵军事建置与边防武备设置情况。如前所述,乾隆三十五年(1770)建厅设营,关防渐备。龙陵的军事建置与边防武备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协营,二是协营以下关防设置。
先说协营设置。
清代汉兵用绿旗兵,又称绿营兵。兵种分马兵、步兵。省设标;标下设协,由副将统领;协下设营,由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分别统领;营下设汛,由千总、把总分别统领;汛下设塘,比塘狭小为铺。龙陵建厅后的兵制,协营交替,有时用绿营兵制,有时用防军,莫不随时变通。
乾隆三十五年(1770)设营,驻游击1员,置兵600人。乾隆四十一年(1776)改为协,设副将1员、守备1员、置兵1500名。乾隆四十八年(1783)设参将1员、守备1员、千总2员、把总6员、外委7员,额外7员,于增兵案内,裁去亲兵,公费充赏,实安兵1343名。道光二十九年(1849)复改协为营,设参将,额设马步守兵886名。同治十二年(1873)规复营制,设额外、外委、马步兵900名。光绪元年(1875)十月改设兵三成,二年(1876)又改以五成安设,设额外、外委、马步守兵435名。
协署设置。乾隆三十五年(1770)建参将署、守备署;四十一年(1775)改守备署为都司署,位于西山兵房。千总署有2处:一在许家坡,一在中卡;把总署有4处:一在东卡、一在仓房前、一在中卡、一在许家坡,其中仓房前和中卡无考。
再说协营以下的关防设置。
据民国《龙陵县志》,协营以下的关防设置分为两类:一类属建置,有关、哨、汛、塘、堡(pù),为绿营兵制;另一类属武备,为卡练,属于防军。所谓防军,即在绿营兵外,另行招募的军士,略相当于地方武装。
关,要塞、关口。清顾祖禹《读史方舆·薊州》曰:“其边墙皆依山凑筑。大道为关,小道为口。”关有两种:一为山口、关隘,主要就地形而言,一般不驻兵,有战事或要事临时派兵去堵关(收税、检查货物及查人的关卡与军事无关不在此例)。龙陵现名中,这类山口、关隘共19个。另一类属于军事要冲,常有重兵把守。龙陵建厅设营后,设5关。在厅治内有西关(又称西卡)、黑龙关(俗称大关)、仙鹅关(俗称二关)、凉风关(俗称三关);在厅治外有象达关。其中黑龙关和象达关最重要。黑龙关在厅治正南7.5千米,前后左右山形壁立,为西南锁钥,建有关楼,上书“大关雄镇”。该关和象达关均置汛,各驻把总1员,兵50名。道光十八年(1839),两关撤汛设塘,光绪二年(1876)撤塘。
哨,清代兵制之一,为营下一级单位,每哨100人,有哨官把守。咸丰年间(1850~1875)以后,哨为绿营兵以外的防军,龙陵设有1哨,即蒲蛮哨,交腾越界,今属隆阳区潞江地。
汛,主要指军队驻防的地段。乾隆三十五年(1770)设有大关汛、象达汛、芒市汛、遮放汛4汛。前2汛各驻把总1员、兵50名;后2汛驻兵不详。光绪二年(1876)新设禾木树汛(民国属腾冲),驻把总1员、兵25名。道光十八年(1839)裁撤前4汛。
塘,明清时期驻军、警备较小辖地,比“汛地”小。《六部成语·兵部·塘兵》注:“比汛狭小曰塘,比塘狭小曰铺”。民国《龙陵县志》建置志载有13塘,贡生张怀仁在《天乙山赋》注中列有10塘,除去重复者外计有20塘。今县境内有象达底塘、靛地塘、新塘、大关塘、龙陵头塘、老塘房、黄草坝塘、龙山卡塘、镇安所塘、邦迈塘、邦别塘、野猪河塘;今属外县(区、市)辖地的,芒市有1塘:三台山塘;隆阳区有7塘:磨盘石塘、蒲蛮哨塘、蛮老塘、枯老塘、塘子寨塘、桥头惠人塘、八湾塘(均在潞江坝)。此外,张还说由协改营所谓百六十塘。在2015年第二次地名普查中,有“塘”的地名共74个。应该说在74个塘中除去与水有关的塘子外,肯定有不少是与关防有关的“塘”。可惜现已无法分清了。由此可见当时龙陵驻军之多,关防之重要。
铺、堡(pù),铺在宋代称为“递铺”,元代续之,是专门传递政府公文的地方单位,其工作由兵担任,称为“铺兵”。《元史·兵制》说:“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设一铺。”清顾炎武《日知录》驿传卷十说:“今时十里一铺,设卒以递公文”。铺间距离虽有一定之规,但往往根据山形、路况和居民稀稠而定。清代由于边疆战乱频仍,塘的设置较多,且多在交通要路上,故政府公文和军事传递线路上有塘的地方,同时设铺。塘铺合一,称之为“塘铺”。清时先年的铺,现无文献可考。光绪九年(1883),新设塘子寨、马上树、蛮老、营头、邦迈、镇安所、黃草坝、龙陵8铺,每铺设铺兵2名。清朝末年,改铺为堡,这一改有两个变化:一是投递人员不一定是兵,可以招募他人;二是投递不限公文。堡有了邮驿的性质,是现代邮政的发端。但“堡”仍为官办,行官道。龙陵通永昌的堡为:厅治(45千米)至镇安所堡(15千米)至邦迈堡(50千米)至塘子寨堡(42.5千米)至蒲缥堡(30千米)至永昌(里程为原标定数,市制)。
卡、练,卡为设在军事要冲之地、山口和关隘处的营地或检查站。驻卡守军为防军。防军,即在八旗兵、绿营兵外另行招募成营的军队,其士兵称“勇”以示与原有“兵”有区别。略相当于地方部队。练为清时村寨的自卫组织,略相当于“民团”。在军事咽喉之地的村寨设卡往往和安练结合在一起,叫“设卡安练”。卡兵和练兵习惯上称为“练丁”,卡兵负有训练练兵的任务。卡的领头和练的领头,通常称为练目。在乾隆、嘉庆年间,卡、练的任务有三个:一是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二是剿匪缉盗;三是维持地方治安。现在关防地名中有卡47个,其中今县境内27个;练7个,今县境内5个。此外有碉2个。现将民国《龙陵县志》和《潞西县志》的卡、练设置按时间顺序整理如下: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设三台山卡、芒市坎箐卡(芒市);三十五年(1770)在厅治设东卡、中卡、西卡。
清嘉庆二十年(1815)因“野夷乱”,同知刘继桂设河头村卡,招练丁300名,招练目2名;设邦卡,置练目1名、练丁50名。二十五年(1820),同知刘继桂设双坡卡、水槽子卡、落水坑卡、桦桃林卡、邦武山卡、天心寨卡,稍后又设勐戛卡、勐稳卡、勐旺卡、戛中卡共12卡。除河头村卡外,其余11卡均在芒市。
刘继桂后任同知岳辉文以龙陵东南隅逼近镇康,“盗贼出没”,勘设等谷卡、芦根河卡、黄连河卡。岳辉文后任严良裘未置卡,严之继任宋淇任内,以龙陵南隅连缅,盗贼蜂起,勘设大石头练卡、小石房卡、波弄卡、大硝河卡、勐蚌卡、勐堆卡6卡,先后擒贼80余名,“民得以安枕”。上述9卡均在龙陵境内。
此外,贡生张怀仁在《天乙山赋》注中有5练头和8卡之说。5练头为:勐蚌练、勐堆练、等谷练、黄连河练、大硝河练;8卡为:木城坡卡、黄草岭卡、三台山卡、冷槽子卡、磨康卡、下石谷堆卡和扁卡。张之5练头均在县境;8卡除冷槽子卡为县境内,其余在芒市。
通过上述记述可知,设卡的高峰时间和主要地域均是梁河罗卜坝景颇族和芒市德昂族人塔岗瓦和傣族赛景东起义期间(1814~1820)和主要活动地。可见卡练的设置主要是镇压少数民族起义。此外,还有两碉为清同知桂运炳捐银百两所建。一在遮放属之勐古山,名曰“永靖”;一在畹町山,名曰“镇远”。
驻防军队的供给及生活状况,民国《龙陵县志》记载较少。清乾隆四十一年至四十八年间(1776~1783),协营体制供给情况为:官员及外委、额外、马步守兵,年额俸廉饷干银27383两3钱4分。外委、马步守兵岁支龙陵厅仓收京石米4754石2斗。这个数字较实,应有所本,惜不知出处。它说明驻军费用由政府和地方承担。政府出银,地方出粮。关、哨、汛、塘守兵费用当从中支出。铺卒由兵充任,自然是官银开支。龙陵8铺,设铺兵16人(每铺2名),每年每兵工食银3两6钱,计银57两6钱。而堡邮由于充任人员不完全是兵,其费用有点官助民支的味道,政府予堡邮一定补助,以保证公文畅通,投递私人邮件,则由收邮件人出资。卡练丁属防军一类,其费用完全由地方承担。其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划定收租范围,以租谷做练食。如河头村卡,拨文生李大荣祖人位于上轩岗坝买获勋庄佃民大小7寨,年收租谷13600箩永做练食。这种情况不多。另一种较普遍的情况是,由政府划出一部分田地给练丁永远耕食。如双坡卡、水槽子卡、落水坑卡,将门空山田土拨给自耕自食;桦桃林卡、邦武山卡、天心寨卡,将坝湾一带田、山踩归练丁永远耕食。士兵待遇极低,戍守又是边荒之地。士兵们“万里边关闻虎啸,一轮明月寄乡愁”。如果说,关、哨、汛、塘、铺兵尚免腹饥之虑,则练丁犹有饱腹之忧。汛兵有征战之苦、铺兵有劳顿之惫,练丁有生计之愁。练田常为土司蚕食侵占。清咸丰四年至同治七年(1854~1868),回民杜文秀起义军占领腾龙一带,练丁逃亡。芒市土司乘机霸占练田。各卡练撤销。一些逃亡的练丁又啸聚山林,危害地方;成为一种历史悖论。
县境内101个关防地名的分布情况为:龙山18个、龙新14个、镇安15个、龙江4个、腊勐2个、碧寨11个、象达22个、平达10个、木城4个、勐糯1个。重点关防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野猪河——邦别(含古城寺)——邦迈——镇安——龙山卡——黄草坝——龙山——象达——坝头——勐蚌(含勐堆)——亮山——木城;另一条是腊勐(含碧寨)——绕廊——蚌渺——象达。前一条路线正是腹地与少数民族土司地的分界线。后一条路线为邓子龙所辟,明清征讨军的进军线路(前一条路线也是邓子龙等征战路线,但非邓子龙所辟,是蜀汉时的博南古道)。从点上来看,镇安(含邦迈)是明清时最重要的关防重镇,又是龙陵设厅前的政治、军事中心。黄草坝和蚌渺为龙陵的东北门户。龙山除其为厅治、协营署地外,仅厅治就有10个关防地名,自然是“大关雄镇”。河头村卡设练目2人,招练丁300名。设丁数为一般卡(50名)的6倍,自然是咽喉要地。象达关防地名达22个为全县之冠,可见其为军事要塞的话一点不假。此外,今勐蚌一个村有关防地名9个,卡、练、营地和山口关隘皆备,在滇西绝无仅有,绝对是一个边关锁钥要隘。龙陵的关防地名,不仅是明清武备的历史记录,而且在现代仍具重要的军事价值。民国时期,滇西抗日反攻作战几乎就在上述地域展开。著名的松山战役就是在将军古渡西岸的松山上进行。平达、象达围歼战是龙陵会战的最重要的外围战。勐蚌的白石头山曾经是滇西反攻前,龙潞游击支队与日军开展最激烈战斗的地方。而龙陵会战更是滇西对日反攻战中历时最长、战斗最曲折、歼敌最多的大战。镇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仍然是重要的军队防地;木城自明代开始至今,都是重要的边防驻地。
龙陵的关防地名还反映了明清时军事对经济的影响。一方面,征战使人民“无食兼无家,夷疆遭涂炭”,“斗米钱当千,百里空烟爨(cuàn),哀我龙之民,薇蕨以资生”(赵金声《篆香刘司马德政歌》),造成生产力的大破坏;另一方面大量军士把中原文化带到边疆,战斗结束又屯田戍边,又促进了边疆开发。关防地名最多的龙山、镇安、象达,因其军士屯田戍边而人口稠密,生产水平较高、集市活跃、文明程度较高,是龙陵最发达的地方之一。此外,大军行军往往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变小道为大道。因此其行军路线往往成为商旅大道,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民国时期的滇缅公路,如今的国道320线和杭瑞高速公路,就是当年明清平边行军路线的旧貌新颜。正所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作者/赵秀龙